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

按照豆瓣评分标准，我只能给出这部影片两颗星。一颗基于故事的角度，让历史染上人的温度，将事件穿插人的悲喜，这才是人文历史的角度。另一颗是给所有的创作人员，不论一部片子最终能获得多少人的认可，背后每个人付出的努力是不应该被抹灭遗忘的，这也是人文的温度。 但是不得不说剩下的三颗星实在不想满上。 虽然能够体谅主创人员，选择故事中的一个小人物来讲述历史事件的苦心，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选择这其中身亡的唐腴庐来叙述这个故事。虽然说其实我们应该去关注唐腴庐的人生，因为他个人的牺牲使得历史有了另一种走向。但我认为创作者的表达有种偏差。大家都认可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创造更好的未来这个想法。这个未来对于在历史中逝去的人物来说，已经没有色彩了。活着的人才更能体会他们牺牲的意义。所以在这个事件中，除了他以外的每一个人都更适合比他去诉说他牺牲的意义。而他，主要负责悲剧。 创作者想用一个逝去的亲历者以小见大诉说历史的风云际会，但借一个逝者的眼睛回望过去叙述未来是不恰当的。这迫使这个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成了牺牲者的人成为了全知全能的叙述者，难道人死后就知晓一切了？这想法恐怕不发恰当吧。 最后对于全片想要传达的意图，我不认同。问答中有人提问为什么选择这一次刺杀进行创作时，韩导回答说因为这次事件的戏剧性极高。存在太多的为什么。为什么正好一起穿了白西装？为什么火车的门锁突然打不开？为什么重光葵会提前下车？为什么？为什么？事实有太多细节，我们追溯再多的文献，采访再多的相关人物也无法还原了。所以，这就是命运？ 不好意思，我不认同。我们记录历史，学习历史，关注历史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打破命运这样一种说法。我们去调查历史，研究历史，才会发现历史客观是多么的重要。其实从影片中也能看出来，有无数的细节促成了这个事件最后的走向。那么这个事件的历史结果，也是唐腴庐的个人最终的结果，是多方博弈的一个结果，而并不是所谓的命运。历史文献也好，亲历者采访也好，考古也好，所有的历史考据方式只能尽可能接近历史，而无法百分百还原历史。因为仅仅通过文字、物件我们是记录不了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个动作对于历史事件的影响的。 我们只能尽我们自己所知道的事实来感叹：啊，原来这就是是命运！但是以前人感叹命运，正是因为清楚有背后的许多原因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然而在今天这样的历史的认识下，再一次用“命运”二字来感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走向，是一个非常不适宜的。即使我们再同情唐腴庐的遭遇，也不能否认历史就是这样冰冷而又无情。 所以大家都会感到疑惑的是，这到底是一部纪录片还是一部电影？在问答的时候应老先生说纪录片也不能完全的说明真实说明客观，而韩导演的这种方式，是她选择的一种带有人性化的纪录片的方式。韩导演选择的这次刺杀，是因为这次刺杀带有的浓重的戏剧化。虽然生活中确实存在着非常多的戏剧化的巧合场面，但是我从来都不认为这是命运，背后一定有促成这个事件的客观因素，只是我们不清楚而已。因为历史从来不会记下那些影响到事件的蝴蝶的名字，我们哪怕搜集到的资料再多，也无法确定疑问背后真正的原因。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一个戏剧化的事件来讲述，想要讲述出这个事件的不可思议的地方，我认为用纪录片的方式来叙述是不合适的。然而想通过电影的方式来表现，又想借纪录片的方式减少艺术创作的色彩，我认为也是一种奢望。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艺术化的事件。

导演花了很多力气但是力气用错了地方，纪录片的独特魅力是什么？全程豪华情景再现配旁白的操作，把戏剧片和纪录片两种魅力特性都抹杀了。还有自己出镜徜徉在各种老建筑凹造型是什么习惯？在深厚的历史面前，谁要听你的Yy，片尾花絮宋子文后人那段采访明明很精彩，我预测实际采访大约一个小时。她竟然删到半分钟用在彩蛋我勒个去！

旗袍、风衣、西装、公文包、蒸汽火车都是民国深入人心的元素。民国的红颜与知己、才子与佳人、学者与大师，也是至今传唱的故事，民国是特别适合电影的年代。

2018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展映片单里，《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是少有的民国题材。这是以情景再现的手法拍摄的一部纪录电影，1931年7月22日，中华民国财长宋子文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搭乘京沪铁路列车南京开往上海，列车将于次日清晨到站。然而，300公里外的上海火车站北站，杀手四伏，危机重重。国民党内的“反蒋派”疏通“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要刺杀宋子文，以给蒋介石一记重击；日本“魔法军人”田中隆吉勾结上海黑帮势力，打算暗杀重光葵，并嫁祸给中国人。这两伙人不约而同地策划并准备这场刺杀，1931年7月23日在上海北站上演一幕惊天血案。

谁打响了第一枪？宋子文和重光葵被暗杀了？两伙杀手有没有什么故事？有没有剧情反转？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这确实一个解谜之作；熟悉民国历史知识系统的人，或许早已知晓这个“谜”，那这部电影又一个什么样的“底”呢？

不论熟悉与否，且看看最能体现影片的魅力与意义的独白：

“如果他成功了，那么历史就将改写了”

如果田中隆吉成功了，那么中日战争的导火索，就很可能是“七·二三”，而不是“九·一八”。如果战争提前爆发了，那么中日战争的局面是怎么样？今天又是怎么样？

如果王亚樵成功了，那么国民党内部阵营将有什么变化？中共之间又有什么影响？

如果唐腴胪……不禁揣度他究竟是更愿意自己舍生取义的结局；还是在惊天动地的局势中，享受温存的天伦之乐。

“惊涛骇浪的大时代里，我们只是尘沙”

当我们回头再看，这些政坛风云人物、上海滩商界大户，已经带上了很重的历史光环，于他们而言，他们也只是做着自己本职的尘沙。本片好玩的点更在于以唐腴胪的口吻为第一人称，讲述1931年刺杀宋子文先生的故事。于我们而言，他是何等的青年才干、翩翩公子、民国财长宋先生的机要秘书！于他，是这部影片娓娓道来的讲述者，在历史的巧合里，替人受过，为友就义。

“惊涛骇浪的大时代里，我们只是尘沙”这句话也总让人思考当下。

历史是纷繁复杂的长河，生命无论长短，再伟大的事情最终也会成云，人生之道，从容与豁达也。

看似风平浪静的大时代里，埋着风云暗涌的故事，数以亿计的尘沙，卷起的风暴，贸易战、外交战、文化战……这历史更迭的惊涛骇浪，我们是怎样的尘沙？

以前略知这段历史，宋子文被人暗杀，却得以逃脱，更多的史实就不知道了。

昨天看了《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感到这段历史太离奇了。2路杀手早已埋伏到位，对象就是就是即将在火车站口出现的穿白西装的男子。一路是反蒋派一路是日本栽赃派。唾手可得的杀人，不料反转再反转，日本大使因心烦意乱提前出站，机要秘书穿戴了和宋子文同色西服，成了替死鬼。鬼使神差的剧情貌似编剧特意编好的，但这又的确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片中电影化的大场景也令人记忆深刻。如血残阳中快速行进的机车发出暗白色的蒸汽，预示着有大事要发生了。豪华包车、普通车厢，火车站的小商小贩，一切都还是那么平静，但阵阵杀气不断袭来。突然，2声枪响打破了这清晨宁静。杀手们开枪瞬间的场景定格，三维镜头在人群中游走穿插，各种人物的表情、动作丝丝毕现，真实的还原了当时的场景。再加上震撼的音效，让人完全沉浸于当时的这一诡异的历史事件中而忘却了自己是身处影院中。

一部纪录电影能做到这个份上，看得出导演是很用心的。必须点赞。

“我看到了更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纪录片《刺杀宋子文》漫谈 汤惟杰 “死去的人，是我”—— 纪录片《刺杀宋子文》的叙述语调颇为奇异，在这场谋杀案中饮弹殒命的唐腴庐，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如同向导，引领80多年之后的我们——当代观众——穿越时间的屏障，重新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之前，我们也许知道，在1931年的中国政治天平上，T. V. Soong（宋子文），是南京蒋介石的“财神”，作为财政部长，他为蒋的政治军事布局谋划经济基础和资金保障。 我们当然也知道宋氏家族特有的影响力，宋子文和他大名鼎鼎的姐夫和妹夫们共同书写了半部中国现代史。 然而，可能至此我们方才知道，1931年7月23日早晨7点08分在上海北站响起的那一阵密集的枪声，源自三个方向：在行刺的广东反蒋势力和“斧头帮”王亚樵组合，以及作为刺杀目标的宋子文及背后的南京蒋介石政府之外，原来还有来自日本军部的一方和它在上海的代表——特工首领田中隆吉，他们意欲驱遣上海帮会的常玉清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为其侵华行动制造借口。 我们更难知晓，在这一系列惊天密谋的棋局上，曾经有过几个棋子，甚至道具，几乎改变了历史的走向：王亚樵手下的“小泥鳅”发现了常玉清也向日本人买过烟幕弹，南京—上海夜车上唤醒重光葵的列车员，列车到站后突然打不开的车厢门锁，以及，“我”——唐腴庐那天身着的白色上装。 这片中，诸多碎片化的“偶然”叫人牵肠挂肚，“就差那一点点”——是的，就是那一点点，原本历史的车辙可能就会拐向另一条轨迹。 显然，导演在片种上玩起了“脱轨”花样，跟制式化的“记录电影”不同，《刺杀宋子文》大量使用扮演式情景再现，甚而被误伤致死的机要秘书唐腴庐成了聚焦叙述者，现实与可能的事态互相穿插，导演本人作为另一个声音也参与了叙述…… 无疑，《刺杀宋子文》采取了一种颇为后设的历史视野，那就是，承认作为本片主题的“历史”只有借助叙述才能接触；我们关于历史的经验与关于它的叙述密不可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只有被叙述才能被领会。因而，叙述人“我”——死者唐腴庐，不过是这重历史理解的极致化的表达。“我看到了更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作为观者，我感兴趣的是，由死者/幽灵引领我们进入历史的场景，这个《神曲》或《埃涅阿斯纪》式的设置，体现的是“诗（此刻电影是它的样式）”和“史”之间的辩证，最终，导向了如何追求“真”这一纷争已久的主题。 历史地描绘过去并不意味着“照它本来的样子”去认识它，而是意味着捕获一种记忆，本雅明在他的《历史哲学论纲》中这样说到。而《刺杀宋子文》的有意思之点就在于，它并不急于、甚至不意图去建立一个随时被“偶然”的小石子击垮的因果链叙述，它颇为享受对这些“偶然”小石子的摆布，在蒸汽车头前行和后退的牵扯中，在子弹壳落下和弹起的反复中，在被刺者倒地/定格/倒带/再倒地的循环里，1931年7月23日上午北站的“刺杀”被镜头悬置为一个结构，一个结晶体，它名叫“历史”。

飞砂风中转——1931刺杀宋子文之迷

一部电影，开场就写了那些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大事件。而这次的故事却发生在和这些人与事相比，相对微小的人和事。用剧中人的话来说：“惊涛骇浪的大时代里，我们只是沙尘”。

蒋宋孔陈

相对于“赵钱孙李”，中国人也许更熟悉“蒋宋孔陈”。而作为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姐姐妹妹里有宋家三姐妹的宋子文，用烜赫一时来形容都不为过。但就是这样的人，在一九三一年的上海北站，惊遭刺杀。更令人讽刺的是，从被刺杀的起因而言，他不过是刺杀蒋介石不果的替代品。而觉得通过这次刺杀可以严重打击蒋介石的国民党人，大概也不会想到其实就在不久之前，蒋介石因为宋子文卡住钱款不放甚至抽了对方的耳光。

而在同一个站台上，险些被刺杀的另外一个人是当时的日本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这个最后被称作“跛子外长”的重光葵后来历任日本驻中国大使。伪满洲国副总理、驻苏联、英国大使、外务大臣，1945年9月2日代表日本政府与梅津美治郎一起签署日本投降书。而不久之前，回到日本的前任上海总领事佐芬利贞男在箱根已经离奇地被自杀。作为惊弓之鸟的他，再怎么脑洞大开，恐怕都不会想到自己的危险竟然会来自同为日本人的“魔法军人”田中隆吉。

在奥林匹克山上喧嚣的诸神，透过光鲜的外表，也和普通人那样“人在风暴中，无奈的打转”。相对于宿命而言，灰尘又何来大小之分。

无论大小，他们都坐上了那列火车，他们都穿了奶糕白西装。除了一个人。

奶白西装

而在这些大人物中，有个人穿着和宋子文同款的奶糕白西装。这个人就是当时宋子文的秘书唐腴庐。唐腴庐的父亲唐乃安是清政府获得“庚子赔款”资助的首批留洋学生，也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的西医；相对于唐腴庐，他的妹妹，和陆小曼并称为“北陆南唐”的唐瑛也许更为著名。甚至唐腴庐被刺之后的余波之一，都是作为唐瑛追求者的宋子文彻底被拒之门外。就电影而言，有种猜测是宋子文隐约得知自己可能被刺，那么从头到脚如同宋子文复刻打扮的唐腴庐真的仅仅是“误中副车”？要知道宋子文在事后的回忆里，也提到：自己听到枪声的第一反应就是脱去特别醒目的帽子。秘书的臀部，大腿和后背多处中枪，自己却毫发无伤。

不知道唐腴庐那个烧了一桌子好菜的妻子，会不会对着到处是洞的奶糕白西装发呆。她会不会想：你为什么要穿那件西装？

而平时也是喜欢穿奶糕白西装的重光葵，由于一个误把苏州站当作真如站的列车员对他提前打扰，心烦意乱下竟然换了别的衣服并提前下车。余生不短，从此和奶糕白西装应该就此“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假如站台上中枪的是宋子文，天下岂不大乱；而如果此时倒在血泊之中，九一八事件也许会更早爆发。那么，假如倒在血泊中的不是唐腴庐，是不是所有人竟然会有所遗憾？当然，历史从来没有假如。假如，这世上本没有奶糕白西装。

两声枪响

相对于被乘务员打扰而逃过一劫的重光葵，因为一个叫做小泥鳅的“斧头帮”小喽啰，斧头帮帮主王亚樵的军师郑抱真差一点可以变成那个真正改变历史的人。站台上打响第一枪的人就是郑抱真，但本意示警的枪声却变成了催命的集结号。在那个车站上，硝烟散尽，所有的人都在目瞪口呆，又或者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大功告成。这就像历史最喜欢开的玩笑，总有人会觉得对那段事件负责，乃至对那段时间负责。子在川上曰，这种负责竟然也是不舍昼夜地在持续发酵。

郑保真于次年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参与策划轰炸日军旗舰出云号、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这一次还把之前的漏网之鱼重光葵炸断了一条腿。他的确让枪声在历史的长廊里再度响起。那么午夜梦回，北站上空的那两声枪响，是否真的会成为记忆中的一抹涟漪。毕竟，记忆太靠不住了。

壹仟大洋

“我们需要储存一些记忆，不是因为时间太久，是因为我们太健忘了！“这句电影里的台词让人想起但尼生写过：当权者忘却了死去的国王。历史上，宋子文曾经奖赏事后破案的戴笠伍仟元。而电影中给唐腴庐遗孀送去慰问金壹仟元的竟然是刺客王亚樵。也许，这时候宋子文更多的在为自己无法追求唐瑛而惋惜，又或许，相对于威名赫赫的宋子文和重光葵，微不足道的唐腴庐“只不过”是失去了他的生命。

卡尔维诺说过：“生命差点不能成其为生命，我们差点做不成我们自己”。历史自然不会忘记宋子文和重光葵，而适逢其会的唐腴庐更应该被记住，即便是作为一粒灰尘，即便是作为一朵浪花。

好在有这样一部电影，我们才知道即便如沙尘般的微小生命，才是汇聚成大时代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