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度嫌疑人

说得是《三度嫌疑人》。片名的模糊就让我想起《我要复仇》，看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拳叔这样无恶不作的人该是被复仇才对啊。他向谁复仇呢？这种惊愕同样伴随片尾字幕缓缓出现，想起《千杯不醉》里方中信吃完法国大餐的表情。

是枝裕和的电影让人无所释怀是意料之中的，但如此云山雾罩还是不免令人：你啥意思啊。

也是一种心理习惯的被反转：这是凶案，先告诉我真相，哪怕是岛田式华丽扯淡的那种也行。然后。

但是本片直到最后都没有给这个然后。

这个电影唯一没有反转的就是尸体始终还是尸体。比较意外的是尸体似乎算是死有余辜：

1.要挟刑满释放人员做廉价劳动力；

2.食品造假；

3.性侵亲生女儿（女儿坚持说因此跳楼致残）

4.其他

这样的人总有其他致死之由。这具尸体也像所有的尸体那样完美地，不会回嘴。

也就是律师、凶手和女儿的那句话：有些人不配来到这个世界上。

据说这个电影是讨论这些内容的：

1.这个世界不存在真相，人始终把自己看到的一部分当作真相的全貌（盲人摸象）；

2.谁有审判别人的权力；

从镜头而言，中景，近景，特写甚至是大特写反复出现。犹如被导演摁着脖子凑近“真相”。大有你快放手，你哪怕长得不好看你说得我也觉得是对的。

大部分的所谓反转是通过对叙述的反复否定完成的。每一次又开上帝视角让你觉得这比真金还真。

有没有参与谋杀，谋杀动机到底是什么，观众和检察官、法官、陪审员，甚至包括被告和律师大家一样疲惫不堪，苦不堪言。

役所广司对演技再次让我见识到什么叫做方寸之间，浊浪排空。福山雅治则是春光明媚，得寸进尺。罪犯要求的并非逃脱罗网，而是要这个根本不当他是回事的世界正襟危坐；律师则是想尽快公事公办，结果就像浪子这次真的动了心。

于是在一种困惑甚至暧昧的纠缠中，更多的人卷了进来。

于是，复杂的问题忽然变得简单。

这并非是在讨论哪一个真相更趋向“本来”，而是提醒不要执着于自己看到的，自己想到的。真相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一个如释重负。

了解真相的一个最大副作用就是就此束之高阁，自此心安理得。所困扰的，所焦灼的，似乎猛然子虚乌有。

即便凶手伏法，即便那个曾经的恶魔已经不能再祸害这个世界，即便整个司法体系又一次将各方面平衡到了一个临界点。即便小女孩的悲惨往事没有被宣诸于世。这一切其实的确并不是心心念念所在。始终在关注的还是答案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答案更不可能像对所有人都可以奏效。

看完电影，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疑惑丛生。这大概才是电影真正想诱发的东西。

“知道了”。这句话本身是多么的陷阱重重。

与是枝裕和之前的所有作品相比，《第三度嫌疑人》讲述了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虽然凶手在开场第一分钟就宣告现身，但扑朔迷离的动机和罗生门式的各执一词硬生生地将悬疑留到了最后一秒（也没解决）。在如此空前丰富的情节空间下，是枝裕和终于得以立体，全面又郑重地将他对时代与社会的针砭作为立意来表达，而不是在《步履不停》，《如父如子》乃至《海街日记》中那样，将锋芒深深地埋藏在温情脉脉的感情戏之下，而这也许是拍出《无人知晓》的是枝裕和一直以来的夙愿。然而吊诡的是，《第三度嫌疑人》最终没能完全扯下身上类型片的外衣，最终成为了是枝裕和的作品序列中，显得最远离现实的一部。的确，当Saki讲到儿童性侵，母亲讲到食品掺假，而所有的事件都“附身”到社长死亡疑云的那一刻，应该再也没有人会把这个故事与所谓“真实”往一起进行联系了。

这是因为导演的立意本身与现实偏差了吗？显然不是。可以看到的是，影片不管是对司法实质的追问（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我们都不说真话），对人与人信任的考验（这些都不重要，你到底相不相信我说的话，我并没有杀人），还是对社会乱象的控诉（儿童性侵，食品掺假）都是深刻且发人深省的。同时更难得的，是导演充分运用了悬疑片翻转丰富的情节，表现了事件的多方立场和人性的多个侧面，并且用含义丰富的机位与符号化的镜头和意象——对的，我在说的是那个律师与疑犯重影却不重叠的，取消正反打的机位，那个律师站在十字路口徘徊的俯拍，那个十字架坟墓和那只并未出现的金丝雀，或许不止这些——千头万绪却井井有条地表意。最终的结果，是影片中并没有黑白的人物与分明的对错，从而体现出如同真实事件一般丰富的层次与质感。比起某些从人物立体性，到情节丰富性再到场面调度的创意性全都乏善可陈，索然无味，却也能靠题材和所谓致敬拿奖无数的热门作品来说，真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然而，出色如斯，也只是“如同”而已。悬疑类型的选择固然可以带来情节复杂，高潮迭起的效果，也必然会有相应的代价。当是枝裕和破天荒地完全抛弃了自己《步履不停》以来，以情感和时间作为动力的叙事形态，转而以悬念与转折，亦即本质上，情节与事件来推动电影，他便悲剧性地陷入了好莱坞式的叙事逻辑，人物转变为工具，场景坍塌为舞台，情节简化为节奏，时空与现实相隔绝，从而失去了批判性表达的力量，其结果是，上文所提到的，针砭时弊、锋芒毕露的种种，都被繁杂的情节和悬疑的迷雾所构成的迷宫困在了镜头里面。两小时过后，能够在观众心中留下的，也许只是一个亦真亦假的都市传说，还有到底也不知道谁是凶手的烦闷了。

从此再看，也许是枝裕和如今所暴露的问题，并不代表他水平的下降，而是一直贯穿在了他的作品序列中。从《步履不停》开始，人们就赋予是枝裕和“小津传人”的评价，或者说是期望。然而，这种传承更多意义上是题材上的，而不是风格上的。小津的真正价值，或许多一点是在于他的“禅意”，那是一种蹲伏机位，对称构图，情节上自我重复，连角色名都不愿意改变的“仪式感”。他对现实的把握，从一开始就不是侯孝贤式的，或者一般看客想象中的“直接再现”，而是以风格将现实重塑，并在电影中传递的“再生”。是枝裕和，或其他任何的谁，都永远无法传承这种仪式感。然而可惜的是，是枝裕和在《步履不停》中所表现出的，对日常生活的行为和所处空间中弥漫的，家庭关系和情感纽带的“气氛”的敏感性，在其之后的作品中逐渐地消散了。在《如父如子》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两个不同背景的家庭生活状态，而在《海街日记》中，则是乡下同父异母的小妹融入姐姐们的生活的过程。事件与矛盾冲突所泛起的涟漪偷偷地打破着以前“时空中弥散的情感”的纯粹，但凭借着情节本身的简单平缓，导演仍多少有施展的空间，可到了《第三度嫌疑人》这里，事件的发展如此扑朔迷离，以致于片中所有的角色都如此忙碌，连好好地坐一坐，走一走的时间都没有，又哪有气氛与情感可言呢？

从本质上说，是枝裕和赖以与小津所“对应”的风格，与好莱坞式（或者说，电视剧式？）的事件驱动是相矛盾的。而对于《第三度嫌疑人》这样对社会现实有极大关照的作品，风格化又是抵消类型化叙事虚假性，还原电影影像的真实性力量的必要手段（看看去年的《好时光》与《希望的另一面》，再看看前年《不成问题的问题》和更之前的《我不是潘金莲》），没有了武器的是枝裕和，又如何能打穿摄影机内外，最终将自己的关照投射到现实中呢？如果有些诛心地讲，是枝裕和也许从一开始从没看出他一直在大师的门槛前踌躇，难以登堂入室的核心问题：他所拥有的风格与特长，是无法像阿巴斯、侯孝贤、哈内克们一样，直接激发出影像的记录特性和真实力量的，而是需要有其他的方法将真实“生成”于影像之中。这种方法自《步履不停》之始就付之阙如，在其后的作品中则都被温情的面纱所遮掩，而如今，也许是直面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一种关于“99.9%有罪率也有0.01%的可能性被推翻”的逆向思考。面部特写在玻璃前形成的双重曝光效果，使得眼中的泪水也不过成为了镜面中的虚像。善意和恶意可以在言语间轻易摇摆不定，就像媒体可以用舆论杀人，利用反复的谎言获取最大限度的信任或是揣测，最终成功让第三者改观印象、质疑真相、甚至判决生死。

“有个人恩怨的杀人因为背后带有一定的因果故事情节”，所以就可以比“贪图金钱的杀人这种完全出于一己之利的做法”判处更重的罪行，种种荒诞的措辞却可以说服无知。

虽然律师和检察官都受“法律”的制裁，但也可能因为相同的身份、相似的成长环就可以轻易动摇想法，最终被虚妄的正义感冲刷也成为了制裁生死的杀人凶手。

「容器」作为一种只可读不可写的意象，接受着所有「盲人摸象」产生的正负面评价，最后在这种刻意制造的绝望中感受着「生而为人」的原罪。

除了人物形象反差的戏剧化，片中几个重复镜头的前后呼应，使得是枝裕和的这部片有了电影感的蒙太奇效果：例如监控录像中役所广司在车尾的摇窗动作铺下的伏笔，与片末福山雅治在得知翻供后的归途中，同样的摇车窗动作，压抑的爆发只是对新鲜空气与善意的渴望。以及福山雅治走出法院的摸脸动作，意在和粘上鲜血的杀人片段相呼应，凶手各怀恶意，而律师也成了判决生死的「第三度杀人者」。

最后， Ludovico Einaudi的配乐加一星，但是整体依旧用生活化的慢节奏拍一部悬疑题材的片，实验性强烈，但是也需要在逻辑上细细推敲才能完美。

大师们总喜欢用自己的电影来探讨电影与现实的关系。George前两天二刷了《迷魂记》，忽然发现，如果套用《迷魂记》里希胖借用电影情节对“电影与现实的关系”进行的隐喻，来解读《第三度嫌疑人》，会有不同的发现。

《第三度嫌疑人》的整个故事变成了一个隐喻。

三隅（嫌疑人）————电影作者

重盛（律师）—————影评人/观众

咲江（死者女儿）———既是演员也是观众

重盛法官（律师父亲）—电影作者的学校

按照上述本体与喻体的关系，结合电影情节，我们会发现，《第三度嫌疑人》实际上隐喻了“电影作者的创作与观众对作品的解读”这样一件事。

三隅作为一个凶杀案的嫌疑人，在电影的前半段，基本上承认了每一询问着的问话。律师问他是否杀了人，他回答“是”；记者问他是否与死者的老婆有不正当关系/是否受她指示而杀人，他回答“是”。甚至最初检察官让他认罪，他就认罪。

这就像是一个电影作者在电影院里面对观众进行Q&A时，对观众们说：“其实大家的每一个解读都是成立的”。三隅对种种“自相矛盾”的询问统统予以肯定，就像是电影作者对所有的解读照单全收。检察官、律师、媒体的受众等等，都代表了电影观众。这里体现了电影的多义和暧昧。

重盛律师的父亲重盛法官在30年前受理了三隅的旧案，并帮其免受死罪。《第三度嫌疑人》2017年在日本上映，George调查了一下是枝裕和的资料，他于1987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30年前”是否隐喻了导演自己？而重盛法官曾经对三隅的帮助，是否隐喻了院校对电影作者的教育？

观众“走入”作者的世界

在查案过程中，重盛律师曾言“我们不需要和嫌疑人做朋友”。可是随着调查的深入，他发现越来越难以看清事件的全貌，于是他决定去三隅的老家去调查，逐步“走进”了三隅，甚至在后来走入了三隅的“回忆”，与三隅、咲江一起打起了雪仗。这似乎隐喻着：影评人/观众想要真正读懂一部电影，需要深入地调查/了解作者的过去，甚至最终与作者成为了并无共同生活交集的“朋友”。

而咲江的角色则比较暧昧，她既是演员，可以对电影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解读（咲江称遭到父亲性侵犯，三隅“可能”是为了她才杀父亲）；也是观众，她对电影的解读又受到了电影作者（三隅）的否认，三隅坚称自己没有杀人。这似乎隐喻了对于电影，演员只能管中窥豹，最终解释权，仍然在电影作者，也就是导演手里。

两人的影像重叠在一起

最终，《第三度嫌疑人》完成了这样一个比喻：电影只不过是一个容器，放进去的是什么东西，是由作者、演员、观众共同决定的。电影结尾，三隅和重盛的侧脸分别在玻璃的左右侧，而后调换位置，最后重叠在一起。是枝裕和用这样直观的镜头，把观众与作者放到了同样的位置，肯定了两者具有同样的分量：正是作者的创作与作者和影评人、观众的共同解读，才赋予了电影意义。

以上分析仅为个人意见，稍显粗浅，仅供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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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谋杀》是今年的惊喜之作。此前并未关注过是枝裕和先生的作品，多是道听途说。今天所见，可谓震撼。是枝先生作品从一个极小的切口透视出复杂的结构，层次丰富但表现出来却十分简练，仿若朝深潭中投下石子，瞬间的涟漪给你一个关于全局的提示，但所谓全局却深不见底，片子看到最后其实也只是给了观众一个可以一直思考下去的主题，而没有确切的答案。

以下是笔者一些个人拙见，并无意作出任何追根溯源的拷问，当然也无意自以为是解答疑点。

暂且不说影片的表现手法，先分析下剧情中的几条线索。主线索一，嫌疑人三隅谋杀食品厂厂长，偷窃厂长银包，认罪，翻供，否认罪行。主线索二，律师重盛起初旨在证明三隅谋杀厂长的动机在于钱财，且真正推动杀害行为的主谋是厂长的妻子，三隅只是帮凶，这样一来对三隅的量刑就会从死刑变为无期，这对于律师而言就是成功，似乎理所当然是被告一方都期待看到的结局。重盛身为律师并不关注绝对的事实真相，有限的真相亦可带来合理的判决。其他线索：厂长常年性侵亲生女儿，厂长妻对此视若无睹；三隅有谋杀前科，因此做过三十年牢，错失了女儿成长的过程，女儿三十六年未见过三隅几次，对三隅怨恨在心；三隅从小贫寒，直至中年依旧拮据，因此参与食品厂伪造食品标签、以次充好的欺诈行为中，并从中获取私利，此事只有少数人知道。

三隅一定杀了厂长，但不是为财，也不是剧中故意误导的为了解救被父强奸的少女，而是为了自救。因为在三隅自己的观念里，他活着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他的第一次谋杀，动机不得而知（片中并没有明示），但在律师重盛的父亲法官重盛的判决下，他得到了较轻的量刑。剧中老重盛对此有解释：当时从轻判决，是因为那是1986年，人们很容易相信人性的堕落是社会造成的，失业者众多，黑帮用高利贷击垮可怜的人。结合日本八十年代发生的大事，例如奥姆真理教事件，不难想见当时社会动荡的程度。没有判三隅死刑，所以时至今日他又杀害另外的人，法官老重盛对此反省。这是剧中第一次挑战现代司法中对死刑的避免。

后来借由三隅之口，一个人若是本不应该存在于世上，做了恶行却仍然可以毫发无损地活着，这对于那些什么错事也没有做却无缘无故死去的人才是最大的不公平。到这里，避免死刑的现代司法不足以实行正义的立论基本建立，但不止于此。律师、检控官和法官三者的讨论和一个谋杀案置于现代司法体制中需要走完的流程才是对何为正义的第二次模糊。犯罪嫌疑人被鼓励认罪，理由不是他应该认罪、更不是正义，而是这样做他可以不用死。在这样的逻辑下，认罪成了一种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认罪只能让法律从轻量刑，却并不能使嫌疑人真正忏悔并得到内心的救赎，因为事实上人们还是会认为他有罪。只有被杀死，或者被判死刑，才能让三隅得到内心的平衡。认罪本应该给人救赎，但是他认罪，却只能让他带着负罪感继续毫发无损却又备受煎熬地活着。这不是能够拯救一个人的正义，而是制度定义的正义，这种正义下，人无法决定自己是死还是活，我们只知道想活的人被迫死去是不幸，却不曾意识到强迫一个想要死去的人活着也是一种不幸。废除死刑对于一些人而言是人道的，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却是最不人道的折磨，甚至是对他实现自我救赎的阻碍。除此之外，厂长女儿想要说出自己不堪的经历，免去三隅死刑的态度则代表另一种对正义的误解，即不顾当事人意愿的伸张正义只满足了自己的正义感而无益于当事人。另一个细节亦印证了片中对正义的解读：三隅将自己所养的五只金丝雀杀死，故意放生了一只，尽管不知道这长期被关于笼中饲养的鸟重返自然能否成活。后来已有一只鸟在最后飞到三隅牢房的窗前。这里其实是一个隐喻，笼子象征监狱，金丝雀出去更加难以生活，看似是一条生路，其实是一条死路，但放生的人却会说，放生给了鸟重返自然的机会，但在笼子内比在笼子外好过活，就像剧中三隅所说，人在监狱里反而可以诚实做人，出去了却还得不断做恶才能勉强活着，这里既涵盖了三隅的第一次谋杀，今次犯罪，也暗指厂长伪造食品标签的行径。为了活着，不得不做龌龊的事，甚至犯罪，这是现实。犯了罪的人想要通过认罪获得救赎，但现代司法体制下，认罪成了某种策略和工具，成了一种权宜。尽管结果都是犯罪者受到惩罚，但这样的体制所定义的正义，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公正和公平。这便是三隅坚决认罪，却不断更改口供，以至于最后否认罪行的原因。他所认定的正义必须给他足以令他感到公平的判决，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得到救赎，认罪导致的是不公平的宽恕，只有不认罪才能让他得到他认为自己应得的惩罚，也就是死。他不能自杀，因为一个人自己并没有权利对自己进行判决。

笔者在回想剧情的过程中，生出一个大胆的猜测，或许厂长妻并没有说假话，邮件记录确实是厂长借用她的手机发出的。所以并不是厂长妻子指使三隅杀害厂长，而是厂长本人和三隅说好让三隅杀死他，三隅之所以应了这场交易，是因为他通过杀厂长既可以对伪造食品标签、强奸亲生女儿的恶行作出判决，同时，更重要的是他的谋杀行为本身又可以使自己得到判决。顺利的话，两个作恶多端却至今苟活的人都可以通过死得到救赎。

三隅的第一次谋杀发生在1986年，第二次谋杀是对食品厂厂长，第三次谋杀则是对他自己。突然发现隐藏在片名中的深意。

影片中还有很多细节暗示了这个中心思想——认罪的结果应该是正义的判决，正义的判决应该带来救赎，正义即目的而不是其他目的的手段。如多次出现的十字架：案发现场，金丝雀的埋葬地，影片最后律师重盛所伫立的十字路口。

除了以上关于内容的部分，是枝裕和作品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叙事视角和对基调的把握。全片的视角极为客观，完全以第三人称展开叙事，这从一开始的俯瞰镜头，和三隅跟律师重盛对话的侧面取景中都看得出来。同时，影片全部采用青灰色调，冷静、客观，近似纪录，这种处理使得作品的复杂性表现为形式上的简练和内容上的深彻，就像一杯搅动的浑水，沉淀后泥水分离，透彻而不单纯。

第一凶手应该就是役所广司，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个角色完美地立了起来，也让这部电影更有质感和艺术价值，对得起导演是枝裕和的良苦用心。

这部电影其实有很多高明的表现技法。传统的推理片，大家会推测凶手是谁。或者有些指明了凶手，让观众去推测他的杀人动机。这部片开头，便将役所广司杀人的画面公布于众，但随着情节的层层推进，观众会发现已经认罪的他，不断在细节上说谎。随着性侵、造假等一系列事件的公开，凶手究竟是谁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役所广司也开始了惊为天人的表演。推测他的说谎动机，成为了一个最大看点。

而福山雅治作为役所广司的辩护律师，两人的飙戏也异常精彩。福山雅治代理这桩官司，显然在道德上要遭受一定程度的“审判”，但正如玲所说的“法庭上没人会讲真话”，法律终究不看事实只讲证据，福山雅治利用一切手段希望能够为役所广司减刑……在发现了性侵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原本就胜券在握了，这时在那次开庭后不久，出现了一个“惊天大反转”……

役所广司突然不认罪了！他反问福山雅治，到底相不相信他，并在崩溃中说出了“真相”……那一段表演看得我都快窒息了，这样一种歇斯底里的挣扎，显然不符合所有逻辑。相信观众看到此处，被折腾了大半天的他们，也会近乎崩溃，这简直不啻于在绵长的刀锋上踏刃而行……

但这一段妙就妙在，役所广司用一种惊为天人的演技，几乎把观众都要欺骗了，让我们甚至误以为凶手另有其人，让我们真的以为他是冤枉的了。个人觉得，这段表演放在电影史上，都堪称一次能够留名史册的演出。这一出的设置究竟意欲何为，相信福山雅治和役所广司隔着玻璃的那段对白，给出了一个最接近于“真相”的“真相”，让这部电影有了一种令人沉醉的高级质感。

役所广司不是没有想过求生，正因为想过，所以才会动摇，才会在细节上说谎，才会让辩护律师想尽办法让他改判无期。但他内心更大的绝望，来自于对这个没有真相的世界，以及个别人动辄就能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绝望。在这种绝望下，他人性所发出的最后一丝光亮，便是尽全力保护好命途多舛的玲，不希望她再遭受任何一丝的伤害了。也正是在这种想法的左右下，他最终说服了自己，用一种近乎崩溃的表演，骗过了所有人，决意赴死。

这不是一部推理片，这时一部人性和法律碰撞下，开出的一株绝望之花。你用推理片去看它，可能不会很喜欢。但如果从人性的角度去分析它，会觉得是枝裕和还是那个是枝裕和。 那么玲有没有参与到这桩谋杀之中呢？答案几乎可以说是肯定的。各种细节上的暗示，都能让观众得出一个她在场的结论。而后，结合役所广司的说谎表演和动机，也从另一个层面“出卖”了玲在场的事实……至于她在这桩谋杀案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那就永远无人知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