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棒棒

自力巷53号

作者：潘俊文




何苦和老黄起床到附近公厕上厕所的几分钟时间里，他们所租住的自力巷53号变为了废墟。

自力巷53号距离重庆最繁华的商圈解放碑不到300米，是被誉为“市容毒瘤”的十八梯众多危房里的一栋。

半年之前，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正团职转业军官何苦，带着一名摄像师和1300块钱住进了自力巷53号。他准备和这里的棒棒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边体验生活，一边将每天发生的故事拍成纪录片。



出租房被强拆之前，他们也收到了“立刻搬离”通知，可是以往经验让他们觉得“能住一天是一天。”因为从1996年十八梯改造工程启动以来他们收到过无数次这样的通知。

这次拆迁来的太突然，老黄看见拉起警戒线，立即冲进房子准备拿行李，可是还没拿到行李就被工作人员以“趁火打劫”为由架了出来。

何苦和棒棒们一样，所有积蓄和物品都被埋在了废墟之下。只有摄影师在房子倒塌之前的一刻，抱着摄像机冲了出来。



接下来的几天，老黄白天在废墟前守候，生怕有人钻进废墟拿走他的积蓄，晚上和何苦一起睡在街边的长椅上。

流浪街头到第六天，何苦正为找到一个安静又通风的过道而幸福时，老黄却因为长期的高血压突发重病。何苦背着他要去医院，老黄却无论如何也不去。

仲夏雨夜，老黄在重庆街头痛苦流涕，关于这几天的遭遇，关于这一生的委屈。他说：“好人原来没有好报”。

一

每一个重庆棒棒都有一个必须成为棒棒的故事。

何苦的师傅老黄，一辈子辛勤劳动为儿女，自己省吃俭用积极乐观。他出生在地主家庭，因为成分问题一直遭人排挤打压，找不到工作，娶不到媳妇。

后来，他入赘一个养不起小孩的寡妇家庭，得到一个女儿。因为要养家糊口，多年在外打工，等他三年后回家才知道寡妇有了新的男人。

他想死却发现连死的资格都没有，手中的女儿成了他后来人生的全部重点。将女儿送到每个亲戚家里寄养一段时间，自己去重庆当棒棒，一干就是20多年。



在这20多年中，老黄本分老实，生活在狭小拥挤的阁楼间，干活也固定在一个场所。有次老黄在拥挤的人流中和雇主走散了，他扛着数千元的化妆品在三峡广场等了5个小时，直到等来雇主。

当雇主要以100元作为报酬时，老黄却只收了30元。“说好的工钱是20块钱，但是找了他一天，耽误了我去做别的活，所以我多收10块。”

出门在外，老家很多事情不能操心，补偿款、自来水、房产证都办的不妥当。长期寄养在亲戚家里的女儿，教育也出了问题。

老黄说，一个房屋产权证断断续续办了20十年，每次总是找着这个领导另一个又不在。19岁女儿未婚先孕，不得不买房结婚，老黄没见过女婿就当了外公。

老黄最近还有两个艰巨的任务，一是准备花三个月时间回老家把房产证手续办了。二是帮女儿还完房贷就回家帮女儿带孩子。



二

老杭是老黄最好的朋友，他俩一起在五一路涂料厂门口揽了十年活。本来因为生病已经不打算做棒棒了，由于久病未愈，花光了所以积蓄，又不得不带病重操旧业。

老杭的婚姻和老黄一样也被另一个男人插足。老杭想过用很多种方法杀死抢走妻子的那个男人。也为此准备了三样东西：砍刀、三棱刀、弹簧刀。

很多年前，老杭就开始策划这场未遂的杀人事件。他先求助一个地痞，地痞承诺只要给他一万块钱，就会让那个男人从地球上消失。当时拿不出钱的老杭远走重庆，当棒棒，攒钱复仇。



攒到第一个万元后，老杭回乡，决定带着一万块钱去找那个地痞。当天晚上，一个小偷关顾了老杭家里，偷走了那一万块钱。老杭无奈，只得返回重庆，再做棒棒。

攒到第二个万元后，老杭拿着一万块钱去找那个地痞，却得知地痞被捕入狱，复仇计划再一次落空。

老杭决定自己动手杀掉夺妻的仇人。为此，老杭买了第一把刀，砍刀。他说，想用这把刀砍死那个男人。

后来，老杭买了第二把刀，三棱刀。他说，想用这把刀在那个男人屁股上捅一个不好缝合也医不好的伤。

再后来，老杭买了第三把刀，弹簧刀。他说，只想用这把刀阉了那个男人。但当他把弹簧刀拿在手上的时候，却发现手在发抖，最终还是放弃了。



老杭注定做不了坏事，像策划杀人一样，他策划如何花掉收到的一百元假币，也策划了半年。

终于找到实施的机会，但当他把一百元假币掉包退回给女顾客时，一切策划好的逻辑语言突然停滞了，他拿着假币进退两难，擎着泪接受对方质疑和盘问。
 
最后，看出端倪的女顾客将一百元撕成粉碎，说就算做了一次社会福利。假币花了，老杭却高兴不起来。

最近，老杭乘着回村，请来师傅为自己打造打造棺木。他说，房子再舒服也只是几十年，棺材才是永久的陪伴。



三

44岁的河南是他们这群棒棒中最年轻的，也是最不误正业的。他梦想着有一天能“诈金花”一夜暴富。

何苦刚住进出租房，河南就三番五次借钱作赌资，可是每次都输的血本无归，不得不每天吃馒头和面条。出租房的房租他也一拖再拖，直到最后被拆迁一共欠了9个月。



没有人知道河南的真实名字，他来自河南，于是“河南”就成为了他的名字。河南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改嫁，后来又给继父生了两个孩子，17岁那年，河南离家走，在外漂泊，随后加入棒棒军。

2001年，两个未成年小混混用匕首挑断了他左踝脚筋，落下残疾。至今河南，不仅没有初恋，而且连身份证都没有。

河南是他们中，唯一有些文化的，没钱吃饭，却订阅报纸，国际新闻，社会新闻每天都看。没有饭吃的时候，他说看报心里会好受一些。



后来，河南动起了歪脑筋，打算靠赌博赚钱，每天在巷口斗地主、诈金花。最近，有一件事让他耿耿于怀。

人生中第一次拿到三个A，正好也遇到别人拿到三个9，正准备和别人血战的时候，对方却因为没有钱而退出牌桌。

认清赌博并不能带来温饱后，他先到一家机械厂打杂，后来因为没有身份证而被解雇。

最后，他回到了最初因为多吃两个鸡蛋而被老板大骂的路边摊打杂。这次老板不再抠门，每次给他盛一大碗饭，他毫不客气，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老板笑着说“他这吃相能招揽客人”。
 
四

老甘几次厄运缠身之后，请十八梯的“神算子”为自己算了一卦。算命的说老甘将从60岁开始转运，对此他深信不疑。

他已经为60岁后的发展，准备了两摞厚厚的零钱，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边翻边对着镜头说，“以后做生意好补钱”，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

年轻的时候，老甘经受着命运一次又次的玩笑。他总结为，一个女人和两个小偷，改变了他的一生。

25岁那年，老甘交往了整整五年的未婚妻突然悔亲，老甘痛定思痛后，决心发奋图强到重庆干一番事业，将来娶大队长的女儿让未婚妻后悔。



进城的第一个五年，他攒了10000块，准备开一个小面馆，在从银行取钱回来的路上被人摸了包。第二个五年，他攒下了25000块，在准备盘下一个日杂店的关键时刻，小偷破门而入又把钱偷光了。

近几年，老甘为了追求稳定已经从棒棒转行为给大排档做服务员。洗菜、洗碗、打扫卫生，每天40块钱。为了让老板加5块钱或者减掉洗碗项目，他以辞职要挟也没得逞。

他休息时就躺在床上看刘三姐，白娘子和西游记。生活邋遢，散漫却充满智慧，炖猪肉煮没办法用电饭煲，他就用烧水棒。衣服行李被埋在废墟下，他就全面戴一个围裙，后面裹一块油纸御寒。

老甘期待已久的60岁终于来了，他本打算回村大办一场宴席，但因为没攒够钱就作罢了。回家的第二天他去了镇上的养老院，询问老人们住在养老院感觉怎样，多少岁可以住进来。

老甘说，如果60岁后还不能转运，他将到这里来。



五

冬季天气太冷，老甘好朋友老金的事业受到了冲击。

他搬到自力巷53号和老甘搭伙过日子，两人以每天的收获，决定在屋子里的地位，摩擦一直不断。

由于老甘处于待业期，很快两人的生活费就用完了。老金在美食城发现维持生活的方式，徘徊在吃串串顾客的周围，等顾客付账后及时收集未吃完的食物。

依托着这一渠道，老金的地位直线上升，每天带回来的不仅有菜还有肉。他说，“每天这样吃都会吃胖”。



因为美食城顾客丢了手机，管理人员下达了严防流浪人员进入的禁令。老金被当成小偷，再也进不去了。

春天过后，老金的事业开始有了起色。喝水、喝饮料的人多了，老金有时一天能捡两三百个瓶子。

随着重庆城温度的上升，捡瓶子行业竞争也会变大。为了饮料瓶子，老金经常守在喝饮料的人身边。用眼神哀求着对方，期待瓶子被递到手中的那一刻。

夏天老金买了旧手机，办了每月28元的电话套餐。前半个月他怕分钟数超出，舍不得打电话，后半个月又怕打不完吃亏。不停的给出租房的每个人打电话，打完一次查询一次10086。

后来，老金的手机丢了。老甘说，“不丢，10086都被打烦了”。

在出租房被被拆之前，老甘和老金请来何苦作中间人，平分了他们仅剩的一罐子大米。就此两人结束了AA制生活，老甘准备搬到老板那里，住十元一晚的宾馆。老金继续回到地下通道。



六

这些故事只是何苦经历和记录的一部分。一年的时间，他不仅成为了真正的“棒棒”，还积累了500多小时的素材。随后他和摄像师将素材整理成了一部350分钟的纪录片，名字叫《最后的棒棒》。

这些年，重庆的街头，棒棒越来越少了。与老一辈人实现温饱填补家用相比，新时代的农民工更渴望上升的通道，就算同样是体力活儿，当快递员也比当棒棒好太多。

所以，上个世纪90年代，重庆有20万人做棒棒，多是青壮年，而现在，重庆的棒棒只有3000多人，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

何苦说原本他打算先体验一年，然后在开始拍摄。可是后来他发现棒棒们老的太快，很多人都挑不动了。于是他只能拉同事入伙，一边体验一边拍摄。

除了拍摄出来的这部纪录片，他还撰写了一部17万字的同名“自传体”纪实文学《最后的棒棒》。




目前这部记录在豆瓣的评分为9.7分，好于99%的纪录片。

点击阅读原文观看影片。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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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t La Vie (这就是生活)，是一句频频见诸于影视作品，挂在法国人口头的一句谚语。看似漫不经心的词汇，当主人公缓缓说出时，却往往饱含着对人生无常命运起伏却又无能无力，必须继续生存下去的一种无奈，带着些许的自嘲，抑或是一种负重前行下的自我安慰。在重庆市自力巷53号居住的一群平均年龄60多岁，以一根棒棒肩挑背扛出力气谋取营生的老人，他们生平从未说过法语，也没听过这样一句经典的电影台词，但我觉得，在他们人生的许多关口，大抵会有类似的感慨。
      正如他们居住地的名字所喻，这是一群自力更生的老人，是纪录片《最后的棒棒》镜头下的主人公。他们从事的工作很卑微，地位低下，华灯璀璨高楼林立的大都市，就在他们脚下，却离他们很远；他们居住的环境很差，空间狭窄，陈设简陋，大多仅容一张床，摇摇欲坠的木梯在阁楼之上临风矗立，一不小心就会踏空摔倒；他们收入微薄，辛辛苦苦一单活可能也就十元钱的收入，甚至比不得一个麦当劳店的汉堡包；他们的竞争很激烈，在山城重庆，一个有着百余年传承的行业，同样有着生存规则和自己的江湖。
      老甘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也可能是唯一的爱好，便是抱着一部破旧的影碟机，看那已经看了不知多少遍的刘三姐，后来是新白娘子传奇；老金舍不得每月电话套餐中用不完的通话时长被白白浪费，就与同住一屋的好友老甘面对面煲电话粥，海阔天空东拉西扯；河南不愿出苦力，把一夜暴富的机会寄托在了牌桌上，生平第一次拿到了三个九，几乎赌上了自己的全部家当，却遇到了拿三个A的对手，因为在大排档打杂多吃了两个鸡蛋，被老板炒了鱿鱼；老杭外出打工之时，家里的老婆被人乘虚而入，夺妻之仇令他杀心四起，赚够一万块后请地痞帮他出气，钱却被小偷偷去，等攒够第二个一万块时，地痞却进了监狱，最后买了三把刀，却发现握刀的手在颤抖，时间流逝，人在老去，终于淡化了仇恨，一切云淡风轻；老黄的父亲曾经是民国时期国民党政权的一名教书先生，文革时因为曾经的成分问题令后代娶妻生子受影响，老黄的人生轨迹也因此发生改变。
      如果不是从纪录片上看到这些，你可能会觉得这是小说中的故事或是电视剧上的狗血剧情，可这就是真实的人生，真实的命运，发生在自力巷53号院的几位老人身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看似略显滑稽和戏剧性的背后，都有造成这些故事的深刻的因，而这些因未必都是本人的过错，可能与宏大的时代背景有关，与家庭环境有关，与教育有关，很多时候也许就是命运使然。 C'est La Vie，这就是生活。当我们为各种选择犯难抱怨时，有些人甚至没有选择的机会。这让我想起了桑德尔的话：你我具有某些天赋的事实，并非因为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社会发现了你的天赋，并给予了奖赏。所以他们的卑微，不应被鞭挞，被嘲讽，而是应当被理解，被尊重，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尽最大的努力，用语言，用行动表达我们内心深处的善意。这也正是导演何苦正在做的事情，对这些人和故事的呈现本身就是一种善，这种善将触及更多的灵魂，波及更多的善，而这，也许正是光影记录之外更大的意义。

最近看了一部叫《最后的棒棒》的纪录片，导演名叫何苦，是一位当了十五年兵的退伍军官，退伍之后选择自主择业，回到重庆当一个挑扁担的棒棒。山城棒棒军是改革开放之初，山城重庆特殊的地理环境孕育的一个特殊行业。由于重庆山多，城市里面也是高低不平，爬坡上坎，所以码头上的众多货物只能靠这些棒棒来负责搬运，棒棒的优点是机动灵活、任劳任怨而且价格低廉。
       时间一晃到了这部纪录片拍摄的 2014 年，几乎绝大部分的棒棒已经转业，进入家装行业或者加入城市工程施工队，继续留在这个行业里的，说的不好听一些，尽是一些老弱病残了。片子的镜头对准了五个人，老黄、老金、大石、老杨还有河南，除了河南，其余四个全部是年逾六旬的老人，剩下的河南虽然不到五十岁，但是他的左脚脚筋曾被挑断过，是个残疾人。所有人都挤在一栋叫「自立巷 53 号」的危楼里面，据房东的说法，这栋楼在 1996 年的时候就说要拆迁，一直是危楼，现在已过去接近二十年。
       何苦也跟这五个人一同住在这栋危楼里面，老黄算是带他入行的师傅，每天拿着一根扁担到解放碑附近的五一路口等活干，因为这是他们的地盘。棒棒也是划地而治，各有地盘，因为抢地盘甚至会发生流血冲突。何苦才干了两天，肩上就被磨破皮，要不是因为他当兵多年，体质过人，他觉得自己根本撑不下去。但是，在他身边的，都是一个个六十岁的老头，如果他都觉得艰难，这些老头是怎么干下去的呢？片子描述了每个人的困境，几乎都是无解题。棒棒一年到头最多只能攒下五千块左右的存款，而老杨有腿病，一年的医药费就要过万，还好现在有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一半费用后，可以勉强承受。老黄有个女儿，老婆在女儿三岁的时候就因为家里太穷跑了，老黄拼尽全力把女儿养大。没想到女儿二十岁的时候又让他做了外公，本以为熬出头的老黄又得帮着女儿女婿养外孙。河南沾染赌博恶习，觉得牌桌上来钱容易，不愿再继续挑扁担，做苦力。其他几位的境况不在此过多赘述。
       关于社会底层人员的生活状况，片子中有种种真实场景描述，令人泪目。但是，他们又如此真实的存在，勤劳并且善良，你会觉得他们没有受到时代公正的对待。施工挡板上的中国梦标语令人心潮澎湃，而老黄因为不肯花钱就医而倒在挡板旁边。
       片中的这些场景不得不让你思考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钱了，但是最需要的那批人并没有拿到他们该得的那一份，这也是大时代下的心酸吧。当然，这部片子让我产生如此多的共鸣，大概也有部分私人原因。我看到片中人物挥汗如雨挑扁担的时候我会想到自己的长辈，继而想到自己的一次惊险经历。小时候我们这边的农村一年种两季水稻，所以在夏秋之交最热的那段时间有个叫「双抢」的农忙季，顾名思义，抢收第一季的粮食和抢种第二季的粮食。那段时间全家所有人都会出动劳作，甚至外出务工的人也可能请假回家帮忙，在热火朝天的季节所有人忙着热火朝天的劳作。我还能够清晰的回忆起外公、外婆还有我的爸爸妈妈，挑着一担担稻谷顶着烈日在路上行走的样子，随着走路的节奏，他们的汗水划过面颊，滴在衣服上或土路上。我还记得某个夏日的「双抢」，家里成年劳动力都去了田里，小阿姨在家晒谷子忘了看住年幼的我，还不满三周岁的我蹒跚地走出了外婆家的围墙到了大路上。这时，路上经过一辆拖拉机，小时候极其害怕拖拉机的我为了避让一直朝着路边后退，直到踏进了路边的一口水井。还好农忙季节到井里打水洗脸的人较多，我在井里面扑腾的时候正好被打水洗脸的路人看到，捡回一条命。随后赶来的阿姨抱着瑟瑟发抖的我吓得脸色铁青。如果我最后没有碰巧被路人救上来，这当然会是一个溺水而亡的悲剧，但是坦白讲，这个悲剧的产生能够怪罪某个人的过失或疏忽吗？似乎并不能。这是因为，对于大多数的贫穷的社会大众而言，单单是活着就已经竭尽全力。
        这部记录片的最后，「自立巷53号」被强拆，随着这栋危楼的倒塌，这几个棒棒工人的生活也被压的支离破碎。
       如果不是何苦作为一个退伍军人加入即将消亡的棒棒行业，并且带上自己的摄影师朋友全程跟拍，这个片子不可能存在。如今，时代的发展滚滚向前，中国梦的口号喊得震天响，若不是这部纪录片，我们可能都快忘了有这么一群人，单单是活着他们就已经竭尽了全力。